第7章 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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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的构成
当美国海军与德国潜艇作战时，我正在伦敦创建美国海军总指挥部。控制各地区所有美国海军行动的总指挥部就像前线的一个指挥部，必须位于战场后方。因此，在格罗夫纳花园，许多经过改造的住宅配备了一种精巧的机械装置，用以控制从伦敦到华盛顿、从王后镇到科孚岛的海军行动。停战当天，欧洲海域的美国海军拥有约三百七十艘舰船，五千多名军官、正规军和预备役士兵，以及七万五千多名士兵。协约国建立了约四十五个基地，几乎向所有作战区域派了舰队。战争后期，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的高效与十八个月前的慌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1917年4月到1917年8月，在欧洲，美国海军有一个小型的幕僚组织。其间，驻伦敦的美国海军代表除了常规的海军专员及其助手，还有我和我的私人助理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战争早期，我们唯一的办公室是美国大使馆里的一个小房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速记员，也没有秘书。当然，英国海军专员海军上校W. D.麦克杜格尔及其工作人员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有一台小型打字机。他用打字机首次向美国海军部报告了德国潜艇的情况。在这段关键时期，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是我的助手，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和我是多年的好友，当我们代表美国海军参加协约国海军行动的时候，我们不仅一起工作，还住在一起。我们的办公室要么在美国大使馆，要么在酒店里。当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在我负责的大西洋鱼雷舰队中工作的时候和在海军战争学院学习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他的能力。战争期间，尤其是来到伦敦的前几个月里，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很欣赏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的性格。为了赢得战争，协约国的许多军官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但公众几乎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此外，一些成功的军事行动体现出来的首创精神和见解大部分来自协约国军官。协约国军官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为上级减轻了很多负担，并且提出了很多可以控制军事行动或影响国家政策的建议。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是协约国军官中的杰出代表，对我帮助很大。我很感激他，不仅因为他出众的工作能力，还因为他的同情、鼓励和善意的悲观主义很好地平衡了我喜怒无常的乐观主义。
我和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因此，我很难客观地评价他的工作，但本书应该记下他独有的成就。我已经描述了我与英国海军将领的首次协商。随后的多次协商构成了我提出的关于美国海军与盟国合作的条件基础。在所有协商会议上，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一直在我身边。此外，他独自调查了英国海军部的几个部门。我写给美国海军部的所有报告都是他准备的原始草稿。这些报告构成了美国海军参与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一个连贯故事。
虽然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才华出众，但人类的耐力仍然有其局限性。曾经担任海军军官的R. E.吉尔摩先生是一位住在伦敦的美国爱国商人。他请求成为美国海军志愿者，并且带来了两名优秀的英国速记员。两名英国速记员都是女孩，为美国海军服务期间尽职尽责，其薪水由R. E.吉尔摩先生支付。随后，R. E.吉尔摩先生应征入伍，加入海军预备役，并在战争期间作出了突出贡献。后来，他接到命令前往美国。在美国，他的任务是通过自己的技术知识操作一些重要设备。对美国海军来说，R. E.吉尔摩先生的经商经历非常有价值。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为美国海军提供服务中，用热情和忠诚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不久，欧洲的很多“罗德学者”[1]和来自美国的年轻人，如G. B.斯托克顿、E. H.麦考密克、T. B.基特里奇、P. F.古德、R. M. D.理查森、H.米勒德、L. S.史蒂文斯和J. C.巴亚尔容等都自愿为协约国海军服务。他们丰富的学识和经历对协约国海军帮助很大。T. B.基特里奇和G. B.斯托克顿都是非常优秀的志愿者，曾在赫伯特·克拉克·胡佛[2]手下工作，后来加入协约国海军预备役，并在战争期间继续工作。作为总指挥部首席商务经理，G. B.斯托克顿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T. B.基特里奇早先的历史研究、欧洲经历和知识储备为协约国的情报部门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服务。
伦敦
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海恩斯·佩奇竭尽所能帮助、鼓励我们。我刚抵达伦敦，他就邀请我去拜访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并且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他热情地说：“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如果有必要，我愿意将美国大使馆变成街道。”战争期间，沃尔特·海恩斯·佩奇大使是美国海军的力量之塔。他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个人影响力帮助我们与英国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虽然他做的一切都没有遵循外交礼节，但他的谦恭、高效、热情和真诚赢得了我们对他由衷的钦佩，同时增进了我们之间的私人感情。
1917年4月到1917年8月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协约国采用了护航体系，为商船配备了武装警卫，并且成功护送第一批美国士兵抵达法国，美国驱逐舰和其他战舰陆续抵达欧洲海域。显然，1917年7月，我的助手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要完成在过去四个月中由十几个人完成的工作，他的压力很大。当美国驱逐舰和其他战舰到达欧洲海域时，我们仔细检查了人员名单，发现了一个我们认为有资格胜任参谋一职的人，并将这个人调到了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我们如果要做基本的行政工作，那么有必要选择一些优秀的参谋人员。随后，分配到美国海军预备役的人员中，我们发现了许多优秀的参谋人员。于是，我们安排他们处理通信、密码等工作。1917年10月，两艘巡洋舰舰长陪同协约国海军委员会成员来到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我向这两位舰长说明了美国海军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协约国海军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立刻为我们配备了桌子和其他办公设备，并将所有办公设备送到了格罗夫纳花园。
1917年8月，越来越多美国舰船陆续抵达伦敦。因此，我们必须找一个比美国大使馆更大的地方，以便处理日益增加的行政工作。英国政府曾考虑在英国海军部附近为我们建造一座临时办公楼，但由于材料短缺，只好放弃了。随后，我们搬进了美国大使馆附近的一处住所，并且在住所里添置了一些家具。但这所房子更适合家庭生活，而不是供海军处理作战事务。我们迅速清理了房子里的地毯、挂毯、花边窗帘、图片和昂贵的家具，将二十五间房变成了办公室，在房子里的每个角落配备了办公设备。几天后，工作人员搬进新办公楼，开始工作。房子里到处是打字机发出的嗡嗡声。一开始，我们觉得租这幢楼似乎有些奢侈，因为我们不可能充分利用每一个房间。但几个星期后，我们在墙上凿了洞，然后安装了门，将所有房子连在了一起，迅速将所有房子填满了。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最后不得不借用办公楼里的六处私人住宅，并将其改造成了一个整体。1917年8月开始，我们的工作人员逐渐增多。签署停战协议时，约有一千二百名军官、现役军人和办事人员在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工作。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由约二百名军官组成，其中六十人是正规部队的军官，其他的是预备役的军官。
许多人对我将美国海军指挥部设在伦敦一事感到很惊讶。当时，人们认为美国海军的总指挥应该待在旗舰的后甲板上。但在这场战争中，指挥分散在各处的海军作战与指挥霍雷肖·纳尔逊时代的海军战役完全不同，就像在陆地上作战与拿破仑·波拿巴时期的陆战不同一样。人们普遍认为，我在战争期间的主要任务是指挥欧洲海域的美国海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场由世界几大强国参加的战争持续了四年，其间涉及很多有组织的合作战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赢得海战，因为海战不仅要求所有人都倾尽全力，还要求将所有战役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参战的所有协约国中，美国的责任是体现合作精神。战争后期，美国海军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加入了战争。与其他协约国海军相比，美国海军实力较弱。美国海军利用新型武器和海战战术与德国对抗不到三年，不太可能对协约国的战事作出实质性贡献。因此，我们很自然地认为，与德国潜艇长期作战的协约国海军比美国海军更了解战争，美国海军不应该独立作战，应该协助协约国海军共同作战。此外，问题的关键不是美国海军的战术是否比英国海军的战术更好或更糟糕，而是英国海军已经研发出一套独特的战术。战事紧迫，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建立独立的美国舰队。通过粗略的分析，我相信美国海军可以采用英国的作战方法完成作战任务，也相信制订任何新规则的想法都会不可避免地削弱协约国海军合作的有效性，甚至导致协约国输掉战争。此外，美国海军可能建立了一个比英国海军更好的作战体系，但试图改进英国海军作战方法的计划并不值得考虑。在美国海军开发出一种高效的独立作战方法前，战争可能已经结束。因此，美国海军有责任立即采取行动加入战斗，并且在最短时间内，让每艘美国舰船和每名美国海军战士以最有效的作战方法发挥作用。因此，为了赢得战争，我决定忽视民族自豪感、海军威望和个人抱负等次要问题，让美国海军成为协约国海军的一部分，将美国舰队交给协约国海军，从而加强协约国舰队的战斗力，同时整合所有资源打败德国潜艇。关于如何分配美国猎潜舰的问题我已经做了详细描述。实际上，我将美国猎潜舰交给协约国海军委员会一事体现了美国海军需要遵循的作战原则。
美国海军高级司令部设在华盛顿、伦敦、巴黎和罗马。伦敦是协约国海军的总部所在。战争爆发前发生的一些事早已注定伦敦会成为协约国海军的总部所在地。长达四个世纪的海事发展经验使伦敦做好了迎接世界大战准备。像遵循了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军信息和海事信息向伦敦涌来。即使在和平时期，伦敦也知道世界上每艘船在特定时间的特定位置。因此，应对所有战争问题所需的机器都集中在伦敦。现在，世界商业航运总部劳埃德商船协会也已经成为英国海军部的一部分。在战争中，信息和通信问题非常关键。为了让所有决定和命令及时发挥作用，英国海军部作出的每个决定、发布的每条命令，即使是一些不重要的决定和命令，都取决于伦敦获得的所有确切信息。我不可能将美国海军总指挥部设在华盛顿、巴黎或罗马，因为这些城市无法提供准确、全面的军事情报。同样，我无法亲自指挥王后镇、布雷斯特或直布罗陀海峡的所有军事行动，因为掌控全局的工作人员必须待在伦敦，其他基地的作战行动必须由我的下属指挥。英国人打开大门，将所有的信息来源和通信设备交给我们，让我们成为英国海军的一部分。每天，我都会与英国海军将领们进行协商。美国海军军官和英国海军军官一样，可以自由获取所有重要信息。在我到达伦敦的那天，英国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伯爵下达了命令，希望美国人可以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一切。我们不仅与英国海军建立了深厚友谊，还可以自行获取所有完整、详细的军事信息。如果美国海军高级司令部的总指挥部设在伦敦，那么美国将实现参战目的。
英国海军部中有一种独特氛围，能够吸引任何对海军历史感兴趣的人。英国海军部大楼让人想起了英国伟大的海军成就。协约国海军委员会开会的房间是使用了几个世纪的旧海军部会议室。按照英国的恋旧传统，现在的会议室和以前几乎完全一样，甚至连家居摆设也和霍雷肖·纳尔逊时代的摆设一样。古老的木雕挂在古老的壁炉上，我们坐的会议桌一定是霍雷肖·纳尔逊坐过很多次的会议桌。此外，霍雷肖·纳尔逊使用过的银质墨水台现在已经成为他的后继者的办公用具。会议过程中，霍雷肖·纳尔逊的画像一直俯视着我们。壁炉上方画有一个巨大的罗盘，罗盘中心是一个箭头。一百年前，罗盘是英国海军部设备的一部分。现在，除了引起人们感伤，罗盘已经别无他用。从前，罗盘中心的箭头是英国海军部屋顶上的一个风向标，主要作用是为会议大厅里的将领们展示风向。在帆船时代，风向标是非常重要的。
英国海军与美国海军所有军事行动的一般命令和计划都来自英国海军部。我的下属一直在英国海军部工作。为了让美国舰船和英国舰船统一执行英国海军部下达的一般命令和指示，各基地的指挥官负责指挥驻扎在相应港口的英美联合舰队。英国海军部下达的命令只要会影响美国海军，就必须得到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的签字后才能下达给美国海军指挥官。因此，美国的工作人员对驻扎在英国所有海域的美国海军拥有最高指挥权。布雷斯特、直布罗陀海峡和其他基地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海军指挥官执行英国海军部的命令，并对美国海军与德国海军的作战负责。我负责指挥的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一片广阔海域。普利茅斯和王后镇的美国海军代表美国在欧洲海域全部海军力量的一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战争结束之前，正如我将要描述的那样，布雷斯特发展成为当时最大的海军基地。美国护航舰穿过大西洋来到布雷斯特，或者从地中海和南太平洋来到布雷斯特。除了特殊情况，在协约国商船到达指定港口之前，为协约国商船编队制定航行路线是英国海军部的职责，而不是当地指挥官的职责。如前所述，协约国商船常常改变目的地，或者让护航舰队放慢速度，或者根据新情况作出其他决定。当然，英国海军部的护航舰队指挥部负责处理这类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必须通过下属行使指挥权。在这一方面，我的立场与英国的道格拉斯·黑格伯爵和美国的约翰·J.潘兴将军的立场完全一致。我必须在后方维持一个强大的总指挥部，并依靠下属执行命令。
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由许多独立部门组成，每个部门的参谋长直接对我负责。这些部门包括一些必不可少的分支机构，譬如担任参谋长的海军上校内森·克鲁克·特文宁负责的参谋长办公室、海军上校W. R.塞克斯顿负责的助理参谋长办公室、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负责的情报部门、海军上校拜伦·A.朗负责的护航行动部门、海军上校理查德·H.利负责的反潜部门、先后由海军上校H. I.科恩和海军少校沃尔特·阿特利·爱德华兹负责的航空部门、海军少校哈罗德·雷恩斯福德·斯塔克负责的人事部门、海军少校E. G.布莱克斯里负责的通信部门、海军上校尤金·C.托比负责的物资部门、先后由海军上校S. F.史密斯和海军上校L. B.麦克布莱德负责的维修部门、先后由海军中校G. L.斯凯勒和海军中校T. A.汤姆森负责的军械所、先后由海军上校F. L.普利德韦尔和海军中校埃德加·汤姆森负责的医疗部门、海军中校W. H.麦克格兰负责的法律部门、哲学教授亨利·A.巴姆斯特德博士负责的科学部门。
沃尔特·阿特利·爱德华兹
我很幸运地拥有了上述所有部门的负责人。担任参谋长的海军上校内森·克鲁克·特文宁一直是一名受人瞩目的军官，他注重细节，不知疲倦，能够处理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曾经想知道海军上校内森·克鲁克·特文宁什么时候睡觉，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工作。到目前为止，他似乎从来没有厌倦过自己的工作，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懈怠情绪。一旦出现问题并要求指挥部下达明确指令，海军上校内森·克鲁克·特文宁就会从几个部门中收集所有与该问题相关的可用数据和信息，然后花几个小时研究收集到的信息，最后作出判断。他的判断总是合理的，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采用。事实上，除了政策或外部因素的影响，他的判断几乎都会被采用。海军上校内森·克鲁克·特文宁非常聪明，有能力处理好所有事情。如果没有他在我的身边，我的工作负担一定会非常沉重，更不可能取得成功。他才华横溢、经验丰富、意志坚定，能够胜任所有部门的工作并取得辉煌成就。我非常感激他的忠诚和无私奉献，感谢他对我的工作作出的举足轻重的贡献。
内森·克鲁克·特文宁
根据习惯，我为精心挑选的部门负责人分配了相应的工作，也给予了他们相应的权力，并让他们为自己部门的工作负责。因为总指挥部的任务十分艰巨，所以这是唯一可以有效指挥军事行动的方法。我说有效指挥是因为在战争中，“足够好”和“明天”可能意味着灾难。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及时更新所有信息和行动。如果各人事部门和设备不能完全胜任各自的工作，那么其结果不仅会导致局部失败，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在战争中，一些部门试图参加与战争有关的每件事，从而“走向瓦解”。试图控制每个细节甚至无关紧要的细节的管理恶习，是军事部门中经常出现的，也是我一直竭力避免的。格罗夫纳花园的业务扩展非常迅速，我们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收到上千条信息，也会发出上千条信息，其中60％的信息都是以代码形式发送的。显而易见，军队指挥官不可能熟知与战争有关的所有细节，因此，有必要让部门负责人处理相应的事务并独立作出决定。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的部门负责人都很优秀。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美国海军的行动取得了成功。海军上校拜伦·A.朗是最有才干的护航舰指挥官，海军上校L. B.麦克布莱德是最有才干的海军造船师，海军上校尤金·C.托比是最适合处理财政问题并购买物资和各种材料的人，海军上校H. I.科恩和海军少校沃尔特·阿特利·爱德华兹是最有才干的空军指挥官，海军上校理查德·H.利是最有才干的行动负责人，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是最有才干的情报军官。他们和其他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但对协约国海军取得胜利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而且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因此，我可以完全信任他们。譬如，我委托海军上校尤金·C.托比负责处理美国海军与协约国之间的所有金融交易，因为我对此一窍不通。海军上校尤金·C.托比只需要在众多文件中向我指出正确的位置，我就会签上我的名字，因为我完全信任他。
每天，总指挥部收到的所有电报、报告和其他信息都会提交给相关部门。部门负责人对收到的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并且自主处理大部分信息，然后挑选出一些需要仔细研究的信息。我每天会召开一次所有参谋长和部门负责人都参加的会议，在会上讨论需要共同研究决定的少数问题。会议商讨出的结果必须由我亲自处理。这种划分责任和权力的体系不仅提升了工作效率，还让部队负责人有时间处理一些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与协约国海军的最高指挥部保持个人联系、参加协约国海军委员会的会议，以及时刻掌握整个战争局势的脉搏。大多数美国海军军官和其他国家的海军军官来自偏远驻地，但他们可以与一个能够回答所有问题并立即作出决定的人保持联系。这一点体现了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的有效运作机制。
在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中，有一个部门非常独特，为总指挥部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服务。我必须详细描述一下这个部门。我们借鉴了美国许多工业机构中非常有价值的想法，成立了一个规划部门。我认为，规划部门是第一个得到所有国家海军认可的部门。我调来了四位军官加入规划部门。四位军官分别是海军上校弗兰克·H.斯科菲尔德、海军上校达德利·赖特·诺克斯、海军上校哈里·E.亚内尔、陆军上校罗伯特·H.邓拉普。后来，海军上校哈里·E.亚内尔与海军上校卢克·麦克纳米交换了位置。陆军上校罗伯特·H.邓拉普被派到法兰西指挥海军陆战队后，他的继任者是陆军上校L.麦克利特尔。这些军官尽职尽责，以向总指挥提供建议为己任。他们都是纽波特海军战争学院的毕业生，利用学院里学到的知识解决了很多战争问题。规划部门的职责是研究特定问题，为未来的行动制定计划，并对已经存在的战术进行研究。事实上，由于没有行政职责，他们可以将所有时间都花在调查美国海军的行动上，从而及时发现错误并提出建议。他们是海军战争学院的学生，做的工作都非常有价值。我给了他们很大的自由，让他们找出现有管理体制的缺陷。在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中，除了规划部门，没有一个部门或办公室可以自由提交坦诚的批评报告。如果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做任何事情，我们当然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当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各部门会将问题提交给规划部门做报告。规划部门提交的报告的价值取决于各部门提供的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正是情报部门的职责所在。如果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想要的信息不在他们的文件中，也没有在协约国将领的文件中，或者手中的信息不是最新的信息，那么他们有责任立即得到完整信息。问题的关键是，除了仔细分析手中的书面材料并提出建议，规划部门没有其他职责。在美国海军作战的时候，规划部门的军官必须及时向我提交报告。规划部门的军官经常从德国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时常问自己：如果指挥德国的海军行动，他们会如何挫败协约国海军？他们的记录详细描述了协约国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的经过，对改进我们目前的战术帮助很大。事实上，如果这些记录落入德国人手中，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海军和英国海军普遍认为，大多数德国潜艇指挥官不能熟练地指挥德国潜艇。规划部门收到的大部分文件由部门中最负责的工作人员管理，其余文件由英国人管理。这些文件对协约国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英国也成立了一个规划部门，与美国的规划部门协同作战。
哈里·E.亚内尔 卢克·麦克纳米
罗伯特·H.邓拉普
规划部门非常喜欢推测德国舰队可能出动的潜艇数量。大多数海军军官认为，美国海军很可能参战。与此同时，美国派遣了五艘战舰增援英国海军上将戴维·贝蒂的舰队。因此，美国海军对战争话题越来越感兴趣了。德国人会出现吗？在战争中，德国人会获得什么或失去什么？德国人获胜的几率有多大？会在什么地方交战？现代海战的几个要素，即水雷、潜艇、战斗巡洋舰、飞机、飞艇和驱逐舰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都是规划部门需要处理的问题。与处理其他问题一样，规划部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是从德国人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置于德国最高统帅的位置上，凝视着德国舰队，寻找协约国舰队的弱点。规划部门的军官如果是德国人，可能会在某次交战中利用协约国舰队的弱点。规划部门发现的协约国舰队的唯一弱点来自英国海军指挥官。海军上将戴维·贝蒂是一位风度翩翩、英勇无畏的指挥官，他的优秀品质可能会转化为德国人的优势。只要有机会，海军上将戴维·贝蒂就会战斗。如果有机会打败德国舰队，他会冒着所有潜在风险战斗。这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德国人也很熟悉。众所周知，海军上将戴维·贝蒂不太重视水雷和鱼雷。协约国的海军都拥有所谓的“鱼雷旗帜”。“鱼雷旗帜”是一种标志，当发现鱼雷时，“鱼雷旗帜”就会升起来，提醒舰船上的指挥官要改变航向，或者停止攻击。根据相关报道，海军上将戴维·贝蒂已经下令销毁所有“鱼雷旗帜”。他如果已经开始追逐德国潜艇，就会抓住机会，穿过鱼雷密布的海域，或者在一个雷区全速前进，而不是试图避开隐藏的危险。他很清楚自己很可能失去一些舰船，但认为自己可以利用剩下的舰船击沉德国潜艇。然而，规划部门的军官认为，海军上将戴维·贝蒂对“鱼雷旗帜”的轻视给了德国人重创英国舰队的机会。于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分析制定了一项针对斯卡帕湾的攻击计划。他们将自己想象成德国海军指挥官，将大量的鱼雷快艇、潜艇和雷区部署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然后，他们提议将德国舰队派往斯卡帕湾攻击英国舰队，将英国舰队引到埋有鱼雷和水雷的海域。他们的计划也许永远不会成功，但我们认为，这项计划是德国削弱英国舰队并赢得战争的唯一机会。换句话说，我的属下如果发现自己处在德国人的位置上，那么很可能会使用这一计划。我将相关报告非正式地提交给了英国海军部，因为我认为英国军官可能会觉得这项计划很有趣。英国海军和美国海军相互配合，英国人倾向接受美国海军提出的建议。因此，我提交的报告被立即送到了海军上将戴维·贝蒂手中。
戴维·贝蒂
第2节 协约国海军委员会
事实上，我非常庆幸自己能成立一个规划部门，并将各部门的管理工作交给我信赖的负责人，因为这让我有时间处理更重要的工作，即出席协约国海军委员会的会议。每天，我都会与协约国的各级官员召开会议。协约国海军委员会是指挥协约国海军作战的总司令部。1917年11月29日，协约国联合政府正式组建了协约国海军委员会，但战争开始后，协约国海军委员会一直在发挥作用。协约国的海军将领经常会面并召开会议，讨论每一阶段的作战情况，最后作出相应的决定或判断。如果没有协约国海军委员会，或没有协约国海军委员会的支持，协约国海军的部署就会出现重复，大大降低作战效率。协约国海军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不仅讨论协约国海军的战略问题，还关注许多公众不感兴趣但至关重要的实际问题。在战争中，煤炭、石油和其他燃料的作用几乎和舰船与海军的作用一样重要。然而，与舰船和海军一样，燃料数量有限。舰船指挥官必须像对待武器那样，谨慎分配并节约使用燃料。德国潜艇不断改变作战策略，有时会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内作战，有时会分散出现在其他区域。因此，面对德国潜艇新的战略部署，协约国海军必须重新调整战略应对德国人的战术。海军委员会一旦得知德国人的战术变化，就必须立即调整协约国海军的战术。显然，协约国海军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在获得完整的即时信息后，立即作出决定并采取行动。于是，协约国海军委员会应运而生。协约国海军委员会掌握了所有信息，可以及时采取行动或作出决定，同时对各支舰队的要求作出回应。到达伦敦后，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参加巴黎的一个委员会会议。随后，协约国海军委员会开始频繁召开会议。
协约国海军委员会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因此，参加会议不仅有趣，还让我有机会与欧洲海军中最能干的指挥官亲密接触。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协约国海军委员会会议上，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伯爵主持了会议。我已经描述了我对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伯爵的第一印象，后来发生的事让我对他更钦佩。一位英国妇女曾说，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伯爵是“一位伟大的绅士”。这句描述几乎不需要改动。埃里克·格迪斯爵士本来是一名工程师，为驻扎在法国的英国军队修建公路和通信设施。后来，他成为英国海军的文职人员负责人，很快掌握了管理海军的所有细节，令其他人感到很惊讶。埃里克·格迪斯爵士是英国人，但我们更倾向认为他是美国人，因为他曾在美国接受业务培训并在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做过学徒。我曾经是伦敦的英国国家体育俱乐部的常客之一。在英国国家体育俱乐部中，我常看到人们用责备的眼光看待埃里克·格迪斯爵士，认为他身型过于庞大。一些人为埃里克·格迪斯爵士错过成为拳击手的机会感到遗憾。实际上，埃里克·格迪斯爵士非常睿智，身材高大，体型健壮，身手敏捷，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些最有资格作出判断的人认为，他会成为拳击史上最伟大的重量级拳击手之一。我相信埃里克·格迪斯爵士只要稍加训练，就能在职业拳击场上大放异彩。然而，他的志向并不在拳击场上。从美国回到英国后，他开启了一段辉煌的商业生涯。他代表我们经常说的“白手起家的人”，也就是说，他没有依靠任何人的帮助，独自一人一路奋斗到了顶峰。进入英国海军部后，他成为爱德华·卡森爵士的继任者，为英国政界带来了新气象。在此之前，埃里克·格迪斯爵士从未涉足过政治，而且战争开始前，他在政治圈里几乎不为人知。但由于战事的发展，英国政府不得不在不考虑政治经验的情况下，“征募”国内有能力的管理人才。因此，埃里克·格迪斯爵士进入了英国海军部门。他很快掌握了海战局势，不仅可以主持协约国海军委员会召开的会议，而且把握了各方代表提出的所有问题。我曾听一些与会的海军专家说，如果不知道真实情况，那么他们几乎不会怀疑埃里克·格迪斯爵士不是海军军官。我们不仅钦佩埃里克·格迪斯爵士的管理能力和在会议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钦佩他擅长用一些精炼的短语总结会议结论。总之，埃里克·格迪斯爵士是一个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称赞的人，也是一个体格健壮、精力充沛、洞察力敏锐的人，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西奥多·罗斯福
然而，当谈到说话技巧时，与大多数法兰西海军军官相比，特别是与代表法国风格的两位海军将领玛利-让-吕西安·拉卡兹和斐迪南·德·邦相比，美国海军军官表现不佳。与海军少将玛利-让-吕西安·拉卡兹接触后，很容易理解法兰西海军军官对他的爱戴。海军少将玛利-让-吕西安·拉卡兹体格瘦小，留着尖尖的灰色胡子，待人真诚、礼貌，拥有法兰西人最优秀的品质和魅力。说话时，他体现了法兰西人真诚的演讲技巧和睿智的准确陈述。熟悉海军上将玛利-让-吕西安·拉卡兹的人也许认为，他会是一名模范丈夫，一名模范父亲，同时是一名模范祖父。然而，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至今还没有结婚。但我确信他是所有熟人的孩子的叔叔。作为法国海军部部长，他曾担任协约国委员会主席。
玛利-让-吕西安·拉卡兹
海军上将玛利-让-吕西安·拉卡兹的同事————法兰西海军参谋长海军中将斐迪南·德·邦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将领。他是一个有英雄气概的人，拥有一头白发，留着方形的白胡子，一眼看上去给人一种沧桑的感觉。然而，他脸庞红润，脸上没有一丝皱纹，身材挺拔，拥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说话时很有活力，让人觉得他还很年轻。与英国海军相比，法兰西海军的规模并不大，但海军中将斐迪南·德·邦为协约国的海军力量作出的贡献可以与英国无畏战舰相提并论。美国人对海军中将斐迪南·德·邦不太熟悉，但几乎所有海军士兵普遍认为，他是协约国海军委员会里最热心的人。他身上没有任何让人感到讨厌的自信或傲慢。他的举止得体且充满魅力。他是我见过的最具说服力的人。每当有重要事情发生时，我们本能地会向海军中将斐迪南·德·邦寻求意见。当他站起来说话的时候，协约国海军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会将他的话都记下来，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懂法语的人可以轻易听懂他的演讲，因为他的语言简洁精练，措辞准确，表达清晰，每个音节都能让人听懂。他的演讲非常完美，甚至可能会让人怀疑他之前写好了演讲稿。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张开嘴，话语就自然流露出来了，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都不需要犹豫。正如我说的那样，他的演讲不仅无可辩驳，还充满实质性内容。他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的魅力也体现在他的家庭生活中。我们在巴黎开会时，他的夫人和女儿们经常在午宴上款待我们，让我们感到非常愉快。这一经历也让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到遗憾，因为在巴黎开会的机会很少。
在协约国海军委员会中，还有日本代表海军少将富名越和意大利代表海军中将保罗·塔翁·迪雷韦尔。海军少将富名越是日本驻伦敦的海军专员，并且很有声望，成就颇高。在一些方面，他看上去不像传统的日本人，因为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身上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事实上，他非常直率和真诚，不喜欢绕弯子。伦敦一家报纸曾评论道：“意大利海军中将保罗·塔翁·迪雷韦尔和海军上将威廉·索登·西姆斯不一样，他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水手。”海军少将富名越觉得这条评论很有趣，忍不住向我打趣。我们之间非常熟悉，因此并不介意彼此开开玩笑。在战争中，海军少将富名越的表现算不上糟糕。意大利海军中将保罗·塔翁·迪雷韦尔是我们的快乐源泉。有人说他其实是一个逃到意大利的爱尔兰人。这一说法是真实的。他拥有红色的头发和红色的胡须，身材矮小结实，几乎让人相信科克郡是他的故乡。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总是认为自己的观点非常合理。如果他的观点遭到质疑，他并不会表现得很有耐心。但大多数时候，他是一个彬彬有礼、精力充沛的人，总能给周围的人带来欢乐，很受其他代表的欢迎。意大利政府很赞赏他的工作表现，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海军上将，但意大利政府很少授予海军军官上将军衔。
保罗·塔翁·迪雷韦尔
协约国海军委员会中的各国将领指挥协约国海军打败了德国人。协约国海军委员会的工作十分艰巨，但只有极少数海军军官有机会接触协约国海军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中的军官们恪尽职守，面对令人不安的局势，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丝毫沮丧情绪。需要立即作出决定时，也没有一个人有丝毫动摇。历史上很少有类似的和谐联盟。在协调协约国海军抗击德国潜艇的行动中，协约国海军委员会尽了最大努力。
注解：
[1] 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s）指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生。1902年，英国商人兼政治家塞西尔·约翰·罗德（Cecil John Rhodes）创立了罗德奖学金。罗德奖学金是第一个大规模的国际研究生奖学金项目，授予对象主要是牛津大学的学生。
[2]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美国工程师、商人、政治家，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一战”爆发后，他在伦敦担任美国救济委员会主席，援助被困欧洲的美国人。
第1节 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的构成
当美国海军与德国潜艇作战时，我正在伦敦创建美国海军总指挥部。控制各地区所有美国海军行动的总指挥部就像前线的一个指挥部，必须位于战场后方。因此，在格罗夫纳花园，许多经过改造的住宅配备了一种精巧的机械装置，用以控制从伦敦到华盛顿、从王后镇到科孚岛的海军行动。停战当天，欧洲海域的美国海军拥有约三百七十艘舰船，五千多名军官、正规军和预备役士兵，以及七万五千多名士兵。协约国建立了约四十五个基地，几乎向所有作战区域派了舰队。战争后期，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的高效与十八个月前的慌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1917年4月到1917年8月，在欧洲，美国海军有一个小型的幕僚组织。其间，驻伦敦的美国海军代表除了常规的海军专员及其助手，还有我和我的私人助理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战争早期，我们唯一的办公室是美国大使馆里的一个小房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速记员，也没有秘书。当然，英国海军专员海军上校W. D.麦克杜格尔及其工作人员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有一台小型打字机。他用打字机首次向美国海军部报告了德国潜艇的情况。在这段关键时期，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是我的助手，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和我是多年的好友，当我们代表美国海军参加协约国海军行动的时候，我们不仅一起工作，还住在一起。我们的办公室要么在美国大使馆，要么在酒店里。当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在我负责的大西洋鱼雷舰队中工作的时候和在海军战争学院学习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他的能力。战争期间，尤其是来到伦敦的前几个月里，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很欣赏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的性格。为了赢得战争，协约国的许多军官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但公众几乎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此外，一些成功的军事行动体现出来的首创精神和见解大部分来自协约国军官。协约国军官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为上级减轻了很多负担，并且提出了很多可以控制军事行动或影响国家政策的建议。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是协约国军官中的杰出代表，对我帮助很大。我很感激他，不仅因为他出众的工作能力，还因为他的同情、鼓励和善意的悲观主义很好地平衡了我喜怒无常的乐观主义。
我和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因此，我很难客观地评价他的工作，但本书应该记下他独有的成就。我已经描述了我与英国海军将领的首次协商。随后的多次协商构成了我提出的关于美国海军与盟国合作的条件基础。在所有协商会议上，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一直在我身边。此外，他独自调查了英国海军部的几个部门。我写给美国海军部的所有报告都是他准备的原始草稿。这些报告构成了美国海军参与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一个连贯故事。
虽然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才华出众，但人类的耐力仍然有其局限性。曾经担任海军军官的R. E.吉尔摩先生是一位住在伦敦的美国爱国商人。他请求成为美国海军志愿者，并且带来了两名优秀的英国速记员。两名英国速记员都是女孩，为美国海军服务期间尽职尽责，其薪水由R. E.吉尔摩先生支付。随后，R. E.吉尔摩先生应征入伍，加入海军预备役，并在战争期间作出了突出贡献。后来，他接到命令前往美国。在美国，他的任务是通过自己的技术知识操作一些重要设备。对美国海军来说，R. E.吉尔摩先生的经商经历非常有价值。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为美国海军提供服务中，用热情和忠诚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不久，欧洲的很多“罗德学者”[1]和来自美国的年轻人，如G. B.斯托克顿、E. H.麦考密克、T. B.基特里奇、P. F.古德、R. M. D.理查森、H.米勒德、L. S.史蒂文斯和J. C.巴亚尔容等都自愿为协约国海军服务。他们丰富的学识和经历对协约国海军帮助很大。T. B.基特里奇和G. B.斯托克顿都是非常优秀的志愿者，曾在赫伯特·克拉克·胡佛[2]手下工作，后来加入协约国海军预备役，并在战争期间继续工作。作为总指挥部首席商务经理，G. B.斯托克顿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T. B.基特里奇早先的历史研究、欧洲经历和知识储备为协约国的情报部门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服务。
伦敦
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海恩斯·佩奇竭尽所能帮助、鼓励我们。我刚抵达伦敦，他就邀请我去拜访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并且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他热情地说：“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如果有必要，我愿意将美国大使馆变成街道。”战争期间，沃尔特·海恩斯·佩奇大使是美国海军的力量之塔。他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个人影响力帮助我们与英国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虽然他做的一切都没有遵循外交礼节，但他的谦恭、高效、热情和真诚赢得了我们对他由衷的钦佩，同时增进了我们之间的私人感情。
1917年4月到1917年8月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协约国采用了护航体系，为商船配备了武装警卫，并且成功护送第一批美国士兵抵达法国，美国驱逐舰和其他战舰陆续抵达欧洲海域。显然，1917年7月，我的助手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要完成在过去四个月中由十几个人完成的工作，他的压力很大。当美国驱逐舰和其他战舰到达欧洲海域时，我们仔细检查了人员名单，发现了一个我们认为有资格胜任参谋一职的人，并将这个人调到了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我们如果要做基本的行政工作，那么有必要选择一些优秀的参谋人员。随后，分配到美国海军预备役的人员中，我们发现了许多优秀的参谋人员。于是，我们安排他们处理通信、密码等工作。1917年10月，两艘巡洋舰舰长陪同协约国海军委员会成员来到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我向这两位舰长说明了美国海军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协约国海军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立刻为我们配备了桌子和其他办公设备，并将所有办公设备送到了格罗夫纳花园。
1917年8月，越来越多美国舰船陆续抵达伦敦。因此，我们必须找一个比美国大使馆更大的地方，以便处理日益增加的行政工作。英国政府曾考虑在英国海军部附近为我们建造一座临时办公楼，但由于材料短缺，只好放弃了。随后，我们搬进了美国大使馆附近的一处住所，并且在住所里添置了一些家具。但这所房子更适合家庭生活，而不是供海军处理作战事务。我们迅速清理了房子里的地毯、挂毯、花边窗帘、图片和昂贵的家具，将二十五间房变成了办公室，在房子里的每个角落配备了办公设备。几天后，工作人员搬进新办公楼，开始工作。房子里到处是打字机发出的嗡嗡声。一开始，我们觉得租这幢楼似乎有些奢侈，因为我们不可能充分利用每一个房间。但几个星期后，我们在墙上凿了洞，然后安装了门，将所有房子连在了一起，迅速将所有房子填满了。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最后不得不借用办公楼里的六处私人住宅，并将其改造成了一个整体。1917年8月开始，我们的工作人员逐渐增多。签署停战协议时，约有一千二百名军官、现役军人和办事人员在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工作。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由约二百名军官组成，其中六十人是正规部队的军官，其他的是预备役的军官。
许多人对我将美国海军指挥部设在伦敦一事感到很惊讶。当时，人们认为美国海军的总指挥应该待在旗舰的后甲板上。但在这场战争中，指挥分散在各处的海军作战与指挥霍雷肖·纳尔逊时代的海军战役完全不同，就像在陆地上作战与拿破仑·波拿巴时期的陆战不同一样。人们普遍认为，我在战争期间的主要任务是指挥欧洲海域的美国海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场由世界几大强国参加的战争持续了四年，其间涉及很多有组织的合作战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赢得海战，因为海战不仅要求所有人都倾尽全力，还要求将所有战役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参战的所有协约国中，美国的责任是体现合作精神。战争后期，美国海军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加入了战争。与其他协约国海军相比，美国海军实力较弱。美国海军利用新型武器和海战战术与德国对抗不到三年，不太可能对协约国的战事作出实质性贡献。因此，我们很自然地认为，与德国潜艇长期作战的协约国海军比美国海军更了解战争，美国海军不应该独立作战，应该协助协约国海军共同作战。此外，问题的关键不是美国海军的战术是否比英国海军的战术更好或更糟糕，而是英国海军已经研发出一套独特的战术。战事紧迫，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建立独立的美国舰队。通过粗略的分析，我相信美国海军可以采用英国的作战方法完成作战任务，也相信制订任何新规则的想法都会不可避免地削弱协约国海军合作的有效性，甚至导致协约国输掉战争。此外，美国海军可能建立了一个比英国海军更好的作战体系，但试图改进英国海军作战方法的计划并不值得考虑。在美国海军开发出一种高效的独立作战方法前，战争可能已经结束。因此，美国海军有责任立即采取行动加入战斗，并且在最短时间内，让每艘美国舰船和每名美国海军战士以最有效的作战方法发挥作用。因此，为了赢得战争，我决定忽视民族自豪感、海军威望和个人抱负等次要问题，让美国海军成为协约国海军的一部分，将美国舰队交给协约国海军，从而加强协约国舰队的战斗力，同时整合所有资源打败德国潜艇。关于如何分配美国猎潜舰的问题我已经做了详细描述。实际上，我将美国猎潜舰交给协约国海军委员会一事体现了美国海军需要遵循的作战原则。
美国海军高级司令部设在华盛顿、伦敦、巴黎和罗马。伦敦是协约国海军的总部所在。战争爆发前发生的一些事早已注定伦敦会成为协约国海军的总部所在地。长达四个世纪的海事发展经验使伦敦做好了迎接世界大战准备。像遵循了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军信息和海事信息向伦敦涌来。即使在和平时期，伦敦也知道世界上每艘船在特定时间的特定位置。因此，应对所有战争问题所需的机器都集中在伦敦。现在，世界商业航运总部劳埃德商船协会也已经成为英国海军部的一部分。在战争中，信息和通信问题非常关键。为了让所有决定和命令及时发挥作用，英国海军部作出的每个决定、发布的每条命令，即使是一些不重要的决定和命令，都取决于伦敦获得的所有确切信息。我不可能将美国海军总指挥部设在华盛顿、巴黎或罗马，因为这些城市无法提供准确、全面的军事情报。同样，我无法亲自指挥王后镇、布雷斯特或直布罗陀海峡的所有军事行动，因为掌控全局的工作人员必须待在伦敦，其他基地的作战行动必须由我的下属指挥。英国人打开大门，将所有的信息来源和通信设备交给我们，让我们成为英国海军的一部分。每天，我都会与英国海军将领们进行协商。美国海军军官和英国海军军官一样，可以自由获取所有重要信息。在我到达伦敦的那天，英国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伯爵下达了命令，希望美国人可以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一切。我们不仅与英国海军建立了深厚友谊，还可以自行获取所有完整、详细的军事信息。如果美国海军高级司令部的总指挥部设在伦敦，那么美国将实现参战目的。
英国海军部中有一种独特氛围，能够吸引任何对海军历史感兴趣的人。英国海军部大楼让人想起了英国伟大的海军成就。协约国海军委员会开会的房间是使用了几个世纪的旧海军部会议室。按照英国的恋旧传统，现在的会议室和以前几乎完全一样，甚至连家居摆设也和霍雷肖·纳尔逊时代的摆设一样。古老的木雕挂在古老的壁炉上，我们坐的会议桌一定是霍雷肖·纳尔逊坐过很多次的会议桌。此外，霍雷肖·纳尔逊使用过的银质墨水台现在已经成为他的后继者的办公用具。会议过程中，霍雷肖·纳尔逊的画像一直俯视着我们。壁炉上方画有一个巨大的罗盘，罗盘中心是一个箭头。一百年前，罗盘是英国海军部设备的一部分。现在，除了引起人们感伤，罗盘已经别无他用。从前，罗盘中心的箭头是英国海军部屋顶上的一个风向标，主要作用是为会议大厅里的将领们展示风向。在帆船时代，风向标是非常重要的。
英国海军与美国海军所有军事行动的一般命令和计划都来自英国海军部。我的下属一直在英国海军部工作。为了让美国舰船和英国舰船统一执行英国海军部下达的一般命令和指示，各基地的指挥官负责指挥驻扎在相应港口的英美联合舰队。英国海军部下达的命令只要会影响美国海军，就必须得到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的签字后才能下达给美国海军指挥官。因此，美国的工作人员对驻扎在英国所有海域的美国海军拥有最高指挥权。布雷斯特、直布罗陀海峡和其他基地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海军指挥官执行英国海军部的命令，并对美国海军与德国海军的作战负责。我负责指挥的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一片广阔海域。普利茅斯和王后镇的美国海军代表美国在欧洲海域全部海军力量的一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战争结束之前，正如我将要描述的那样，布雷斯特发展成为当时最大的海军基地。美国护航舰穿过大西洋来到布雷斯特，或者从地中海和南太平洋来到布雷斯特。除了特殊情况，在协约国商船到达指定港口之前，为协约国商船编队制定航行路线是英国海军部的职责，而不是当地指挥官的职责。如前所述，协约国商船常常改变目的地，或者让护航舰队放慢速度，或者根据新情况作出其他决定。当然，英国海军部的护航舰队指挥部负责处理这类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必须通过下属行使指挥权。在这一方面，我的立场与英国的道格拉斯·黑格伯爵和美国的约翰·J.潘兴将军的立场完全一致。我必须在后方维持一个强大的总指挥部，并依靠下属执行命令。
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由许多独立部门组成，每个部门的参谋长直接对我负责。这些部门包括一些必不可少的分支机构，譬如担任参谋长的海军上校内森·克鲁克·特文宁负责的参谋长办公室、海军上校W. R.塞克斯顿负责的助理参谋长办公室、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负责的情报部门、海军上校拜伦·A.朗负责的护航行动部门、海军上校理查德·H.利负责的反潜部门、先后由海军上校H. I.科恩和海军少校沃尔特·阿特利·爱德华兹负责的航空部门、海军少校哈罗德·雷恩斯福德·斯塔克负责的人事部门、海军少校E. G.布莱克斯里负责的通信部门、海军上校尤金·C.托比负责的物资部门、先后由海军上校S. F.史密斯和海军上校L. B.麦克布莱德负责的维修部门、先后由海军中校G. L.斯凯勒和海军中校T. A.汤姆森负责的军械所、先后由海军上校F. L.普利德韦尔和海军中校埃德加·汤姆森负责的医疗部门、海军中校W. H.麦克格兰负责的法律部门、哲学教授亨利·A.巴姆斯特德博士负责的科学部门。
沃尔特·阿特利·爱德华兹
我很幸运地拥有了上述所有部门的负责人。担任参谋长的海军上校内森·克鲁克·特文宁一直是一名受人瞩目的军官，他注重细节，不知疲倦，能够处理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曾经想知道海军上校内森·克鲁克·特文宁什么时候睡觉，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工作。到目前为止，他似乎从来没有厌倦过自己的工作，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懈怠情绪。一旦出现问题并要求指挥部下达明确指令，海军上校内森·克鲁克·特文宁就会从几个部门中收集所有与该问题相关的可用数据和信息，然后花几个小时研究收集到的信息，最后作出判断。他的判断总是合理的，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采用。事实上，除了政策或外部因素的影响，他的判断几乎都会被采用。海军上校内森·克鲁克·特文宁非常聪明，有能力处理好所有事情。如果没有他在我的身边，我的工作负担一定会非常沉重，更不可能取得成功。他才华横溢、经验丰富、意志坚定，能够胜任所有部门的工作并取得辉煌成就。我非常感激他的忠诚和无私奉献，感谢他对我的工作作出的举足轻重的贡献。
内森·克鲁克·特文宁
根据习惯，我为精心挑选的部门负责人分配了相应的工作，也给予了他们相应的权力，并让他们为自己部门的工作负责。因为总指挥部的任务十分艰巨，所以这是唯一可以有效指挥军事行动的方法。我说有效指挥是因为在战争中，“足够好”和“明天”可能意味着灾难。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及时更新所有信息和行动。如果各人事部门和设备不能完全胜任各自的工作，那么其结果不仅会导致局部失败，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在战争中，一些部门试图参加与战争有关的每件事，从而“走向瓦解”。试图控制每个细节甚至无关紧要的细节的管理恶习，是军事部门中经常出现的，也是我一直竭力避免的。格罗夫纳花园的业务扩展非常迅速，我们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收到上千条信息，也会发出上千条信息，其中60％的信息都是以代码形式发送的。显而易见，军队指挥官不可能熟知与战争有关的所有细节，因此，有必要让部门负责人处理相应的事务并独立作出决定。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的部门负责人都很优秀。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美国海军的行动取得了成功。海军上校拜伦·A.朗是最有才干的护航舰指挥官，海军上校L. B.麦克布莱德是最有才干的海军造船师，海军上校尤金·C.托比是最适合处理财政问题并购买物资和各种材料的人，海军上校H. I.科恩和海军少校沃尔特·阿特利·爱德华兹是最有才干的空军指挥官，海军上校理查德·H.利是最有才干的行动负责人，海军中校J. V.巴布科克是最有才干的情报军官。他们和其他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但对协约国海军取得胜利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而且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因此，我可以完全信任他们。譬如，我委托海军上校尤金·C.托比负责处理美国海军与协约国之间的所有金融交易，因为我对此一窍不通。海军上校尤金·C.托比只需要在众多文件中向我指出正确的位置，我就会签上我的名字，因为我完全信任他。
每天，总指挥部收到的所有电报、报告和其他信息都会提交给相关部门。部门负责人对收到的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并且自主处理大部分信息，然后挑选出一些需要仔细研究的信息。我每天会召开一次所有参谋长和部门负责人都参加的会议，在会上讨论需要共同研究决定的少数问题。会议商讨出的结果必须由我亲自处理。这种划分责任和权力的体系不仅提升了工作效率，还让部队负责人有时间处理一些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与协约国海军的最高指挥部保持个人联系、参加协约国海军委员会的会议，以及时刻掌握整个战争局势的脉搏。大多数美国海军军官和其他国家的海军军官来自偏远驻地，但他们可以与一个能够回答所有问题并立即作出决定的人保持联系。这一点体现了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的有效运作机制。
在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中，有一个部门非常独特，为总指挥部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服务。我必须详细描述一下这个部门。我们借鉴了美国许多工业机构中非常有价值的想法，成立了一个规划部门。我认为，规划部门是第一个得到所有国家海军认可的部门。我调来了四位军官加入规划部门。四位军官分别是海军上校弗兰克·H.斯科菲尔德、海军上校达德利·赖特·诺克斯、海军上校哈里·E.亚内尔、陆军上校罗伯特·H.邓拉普。后来，海军上校哈里·E.亚内尔与海军上校卢克·麦克纳米交换了位置。陆军上校罗伯特·H.邓拉普被派到法兰西指挥海军陆战队后，他的继任者是陆军上校L.麦克利特尔。这些军官尽职尽责，以向总指挥提供建议为己任。他们都是纽波特海军战争学院的毕业生，利用学院里学到的知识解决了很多战争问题。规划部门的职责是研究特定问题，为未来的行动制定计划，并对已经存在的战术进行研究。事实上，由于没有行政职责，他们可以将所有时间都花在调查美国海军的行动上，从而及时发现错误并提出建议。他们是海军战争学院的学生，做的工作都非常有价值。我给了他们很大的自由，让他们找出现有管理体制的缺陷。在美国驻伦敦海军总指挥部中，除了规划部门，没有一个部门或办公室可以自由提交坦诚的批评报告。如果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做任何事情，我们当然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当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各部门会将问题提交给规划部门做报告。规划部门提交的报告的价值取决于各部门提供的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正是情报部门的职责所在。如果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想要的信息不在他们的文件中，也没有在协约国将领的文件中，或者手中的信息不是最新的信息，那么他们有责任立即得到完整信息。问题的关键是，除了仔细分析手中的书面材料并提出建议，规划部门没有其他职责。在美国海军作战的时候，规划部门的军官必须及时向我提交报告。规划部门的军官经常从德国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时常问自己：如果指挥德国的海军行动，他们会如何挫败协约国海军？他们的记录详细描述了协约国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的经过，对改进我们目前的战术帮助很大。事实上，如果这些记录落入德国人手中，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海军和英国海军普遍认为，大多数德国潜艇指挥官不能熟练地指挥德国潜艇。规划部门收到的大部分文件由部门中最负责的工作人员管理，其余文件由英国人管理。这些文件对协约国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英国也成立了一个规划部门，与美国的规划部门协同作战。
哈里·E.亚内尔 卢克·麦克纳米
罗伯特·H.邓拉普
规划部门非常喜欢推测德国舰队可能出动的潜艇数量。大多数海军军官认为，美国海军很可能参战。与此同时，美国派遣了五艘战舰增援英国海军上将戴维·贝蒂的舰队。因此，美国海军对战争话题越来越感兴趣了。德国人会出现吗？在战争中，德国人会获得什么或失去什么？德国人获胜的几率有多大？会在什么地方交战？现代海战的几个要素，即水雷、潜艇、战斗巡洋舰、飞机、飞艇和驱逐舰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都是规划部门需要处理的问题。与处理其他问题一样，规划部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是从德国人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置于德国最高统帅的位置上，凝视着德国舰队，寻找协约国舰队的弱点。规划部门的军官如果是德国人，可能会在某次交战中利用协约国舰队的弱点。规划部门发现的协约国舰队的唯一弱点来自英国海军指挥官。海军上将戴维·贝蒂是一位风度翩翩、英勇无畏的指挥官，他的优秀品质可能会转化为德国人的优势。只要有机会，海军上将戴维·贝蒂就会战斗。如果有机会打败德国舰队，他会冒着所有潜在风险战斗。这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德国人也很熟悉。众所周知，海军上将戴维·贝蒂不太重视水雷和鱼雷。协约国的海军都拥有所谓的“鱼雷旗帜”。“鱼雷旗帜”是一种标志，当发现鱼雷时，“鱼雷旗帜”就会升起来，提醒舰船上的指挥官要改变航向，或者停止攻击。根据相关报道，海军上将戴维·贝蒂已经下令销毁所有“鱼雷旗帜”。他如果已经开始追逐德国潜艇，就会抓住机会，穿过鱼雷密布的海域，或者在一个雷区全速前进，而不是试图避开隐藏的危险。他很清楚自己很可能失去一些舰船，但认为自己可以利用剩下的舰船击沉德国潜艇。然而，规划部门的军官认为，海军上将戴维·贝蒂对“鱼雷旗帜”的轻视给了德国人重创英国舰队的机会。于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分析制定了一项针对斯卡帕湾的攻击计划。他们将自己想象成德国海军指挥官，将大量的鱼雷快艇、潜艇和雷区部署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然后，他们提议将德国舰队派往斯卡帕湾攻击英国舰队，将英国舰队引到埋有鱼雷和水雷的海域。他们的计划也许永远不会成功，但我们认为，这项计划是德国削弱英国舰队并赢得战争的唯一机会。换句话说，我的属下如果发现自己处在德国人的位置上，那么很可能会使用这一计划。我将相关报告非正式地提交给了英国海军部，因为我认为英国军官可能会觉得这项计划很有趣。英国海军和美国海军相互配合，英国人倾向接受美国海军提出的建议。因此，我提交的报告被立即送到了海军上将戴维·贝蒂手中。
戴维·贝蒂
第2节 协约国海军委员会
事实上，我非常庆幸自己能成立一个规划部门，并将各部门的管理工作交给我信赖的负责人，因为这让我有时间处理更重要的工作，即出席协约国海军委员会的会议。每天，我都会与协约国的各级官员召开会议。协约国海军委员会是指挥协约国海军作战的总司令部。1917年11月29日，协约国联合政府正式组建了协约国海军委员会，但战争开始后，协约国海军委员会一直在发挥作用。协约国的海军将领经常会面并召开会议，讨论每一阶段的作战情况，最后作出相应的决定或判断。如果没有协约国海军委员会，或没有协约国海军委员会的支持，协约国海军的部署就会出现重复，大大降低作战效率。协约国海军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不仅讨论协约国海军的战略问题，还关注许多公众不感兴趣但至关重要的实际问题。在战争中，煤炭、石油和其他燃料的作用几乎和舰船与海军的作用一样重要。然而，与舰船和海军一样，燃料数量有限。舰船指挥官必须像对待武器那样，谨慎分配并节约使用燃料。德国潜艇不断改变作战策略，有时会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内作战，有时会分散出现在其他区域。因此，面对德国潜艇新的战略部署，协约国海军必须重新调整战略应对德国人的战术。海军委员会一旦得知德国人的战术变化，就必须立即调整协约国海军的战术。显然，协约国海军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在获得完整的即时信息后，立即作出决定并采取行动。于是，协约国海军委员会应运而生。协约国海军委员会掌握了所有信息，可以及时采取行动或作出决定，同时对各支舰队的要求作出回应。到达伦敦后，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参加巴黎的一个委员会会议。随后，协约国海军委员会开始频繁召开会议。
协约国海军委员会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因此，参加会议不仅有趣，还让我有机会与欧洲海军中最能干的指挥官亲密接触。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协约国海军委员会会议上，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伯爵主持了会议。我已经描述了我对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伯爵的第一印象，后来发生的事让我对他更钦佩。一位英国妇女曾说，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伯爵是“一位伟大的绅士”。这句描述几乎不需要改动。埃里克·格迪斯爵士本来是一名工程师，为驻扎在法国的英国军队修建公路和通信设施。后来，他成为英国海军的文职人员负责人，很快掌握了管理海军的所有细节，令其他人感到很惊讶。埃里克·格迪斯爵士是英国人，但我们更倾向认为他是美国人，因为他曾在美国接受业务培训并在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做过学徒。我曾经是伦敦的英国国家体育俱乐部的常客之一。在英国国家体育俱乐部中，我常看到人们用责备的眼光看待埃里克·格迪斯爵士，认为他身型过于庞大。一些人为埃里克·格迪斯爵士错过成为拳击手的机会感到遗憾。实际上，埃里克·格迪斯爵士非常睿智，身材高大，体型健壮，身手敏捷，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些最有资格作出判断的人认为，他会成为拳击史上最伟大的重量级拳击手之一。我相信埃里克·格迪斯爵士只要稍加训练，就能在职业拳击场上大放异彩。然而，他的志向并不在拳击场上。从美国回到英国后，他开启了一段辉煌的商业生涯。他代表我们经常说的“白手起家的人”，也就是说，他没有依靠任何人的帮助，独自一人一路奋斗到了顶峰。进入英国海军部后，他成为爱德华·卡森爵士的继任者，为英国政界带来了新气象。在此之前，埃里克·格迪斯爵士从未涉足过政治，而且战争开始前，他在政治圈里几乎不为人知。但由于战事的发展，英国政府不得不在不考虑政治经验的情况下，“征募”国内有能力的管理人才。因此，埃里克·格迪斯爵士进入了英国海军部门。他很快掌握了海战局势，不仅可以主持协约国海军委员会召开的会议，而且把握了各方代表提出的所有问题。我曾听一些与会的海军专家说，如果不知道真实情况，那么他们几乎不会怀疑埃里克·格迪斯爵士不是海军军官。我们不仅钦佩埃里克·格迪斯爵士的管理能力和在会议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钦佩他擅长用一些精炼的短语总结会议结论。总之，埃里克·格迪斯爵士是一个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称赞的人，也是一个体格健壮、精力充沛、洞察力敏锐的人，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西奥多·罗斯福
然而，当谈到说话技巧时，与大多数法兰西海军军官相比，特别是与代表法国风格的两位海军将领玛利-让-吕西安·拉卡兹和斐迪南·德·邦相比，美国海军军官表现不佳。与海军少将玛利-让-吕西安·拉卡兹接触后，很容易理解法兰西海军军官对他的爱戴。海军少将玛利-让-吕西安·拉卡兹体格瘦小，留着尖尖的灰色胡子，待人真诚、礼貌，拥有法兰西人最优秀的品质和魅力。说话时，他体现了法兰西人真诚的演讲技巧和睿智的准确陈述。熟悉海军上将玛利-让-吕西安·拉卡兹的人也许认为，他会是一名模范丈夫，一名模范父亲，同时是一名模范祖父。然而，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至今还没有结婚。但我确信他是所有熟人的孩子的叔叔。作为法国海军部部长，他曾担任协约国委员会主席。
玛利-让-吕西安·拉卡兹
海军上将玛利-让-吕西安·拉卡兹的同事————法兰西海军参谋长海军中将斐迪南·德·邦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将领。他是一个有英雄气概的人，拥有一头白发，留着方形的白胡子，一眼看上去给人一种沧桑的感觉。然而，他脸庞红润，脸上没有一丝皱纹，身材挺拔，拥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说话时很有活力，让人觉得他还很年轻。与英国海军相比，法兰西海军的规模并不大，但海军中将斐迪南·德·邦为协约国的海军力量作出的贡献可以与英国无畏战舰相提并论。美国人对海军中将斐迪南·德·邦不太熟悉，但几乎所有海军士兵普遍认为，他是协约国海军委员会里最热心的人。他身上没有任何让人感到讨厌的自信或傲慢。他的举止得体且充满魅力。他是我见过的最具说服力的人。每当有重要事情发生时，我们本能地会向海军中将斐迪南·德·邦寻求意见。当他站起来说话的时候，协约国海军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会将他的话都记下来，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懂法语的人可以轻易听懂他的演讲，因为他的语言简洁精练，措辞准确，表达清晰，每个音节都能让人听懂。他的演讲非常完美，甚至可能会让人怀疑他之前写好了演讲稿。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张开嘴，话语就自然流露出来了，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都不需要犹豫。正如我说的那样，他的演讲不仅无可辩驳，还充满实质性内容。他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的魅力也体现在他的家庭生活中。我们在巴黎开会时，他的夫人和女儿们经常在午宴上款待我们，让我们感到非常愉快。这一经历也让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到遗憾，因为在巴黎开会的机会很少。
在协约国海军委员会中，还有日本代表海军少将富名越和意大利代表海军中将保罗·塔翁·迪雷韦尔。海军少将富名越是日本驻伦敦的海军专员，并且很有声望，成就颇高。在一些方面，他看上去不像传统的日本人，因为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身上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事实上，他非常直率和真诚，不喜欢绕弯子。伦敦一家报纸曾评论道：“意大利海军中将保罗·塔翁·迪雷韦尔和海军上将威廉·索登·西姆斯不一样，他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水手。”海军少将富名越觉得这条评论很有趣，忍不住向我打趣。我们之间非常熟悉，因此并不介意彼此开开玩笑。在战争中，海军少将富名越的表现算不上糟糕。意大利海军中将保罗·塔翁·迪雷韦尔是我们的快乐源泉。有人说他其实是一个逃到意大利的爱尔兰人。这一说法是真实的。他拥有红色的头发和红色的胡须，身材矮小结实，几乎让人相信科克郡是他的故乡。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总是认为自己的观点非常合理。如果他的观点遭到质疑，他并不会表现得很有耐心。但大多数时候，他是一个彬彬有礼、精力充沛的人，总能给周围的人带来欢乐，很受其他代表的欢迎。意大利政府很赞赏他的工作表现，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海军上将，但意大利政府很少授予海军军官上将军衔。
保罗·塔翁·迪雷韦尔
协约国海军委员会中的各国将领指挥协约国海军打败了德国人。协约国海军委员会的工作十分艰巨，但只有极少数海军军官有机会接触协约国海军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中的军官们恪尽职守，面对令人不安的局势，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丝毫沮丧情绪。需要立即作出决定时，也没有一个人有丝毫动摇。历史上很少有类似的和谐联盟。在协调协约国海军抗击德国潜艇的行动中，协约国海军委员会尽了最大努力。
注解：
[1] 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s）指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生。1902年，英国商人兼政治家塞西尔·约翰·罗德（Cecil John Rhodes）创立了罗德奖学金。罗德奖学金是第一个大规模的国际研究生奖学金项目，授予对象主要是牛津大学的学生。
[2]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美国工程师、商人、政治家，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一战”爆发后，他在伦敦担任美国救济委员会主席，援助被困欧洲的美国人。